写的批注，字迹温润，像春水漫过石阶。
我嫁给他，是在陈砚走后第三年立春。那天雪刚停，檐角冰凌滴着水，像时间在缓慢落泪。周老师牵我的手走过结霜的石桥，桥下流水清冽，映着我们并肩的影子。他声音很轻：“阿沅，往后，我替你记着所有事。”
我点头，没说话。心里却清楚，有些事，谁也替不了。
如今，周老师已走了七年。胃癌，走得安静，像他这个人一样。最后的日子，他躺在县医院病房里，窗外是灰白的冬日天空，他忽然说：“阿沅，你脚踝上那颗痣，我第一次见你，就在想，它像不像一粒落在白瓷碗里的黑芝麻？”我握着他枯瘦的手，眼泪掉在他手背上，没应声。他笑了笑，又说：“别怕……有些脚印，踩下去，就长进土里了。拔不出来，也不必拔。”
他走后，我把镇上的房子卖了，搬回青梧村，住进老屋。屋梁歪了，墙皮剥落，灶台冷了十年，可推开堂屋门，那股混合着陈年桐油、干稻草和淡淡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竟让我膝盖一软，几乎跪倒——原来身体比心更早认出了故乡。
我回来，不是为了怀念谁。只是这屋子，这土地，这风里浮动的每一粒微尘，都长着记忆的根须，扎在我骨头缝里，拔不净，也躲不开。
而此刻，就在我左前方三步远的地方，陈砚的脚印，静静躺在六月的田埂上。
我蹲下去，指尖悬在泥印上方一寸，不敢触碰。阳光斜斜切过麦芒，把那印子照得轮廓分明：脚跟略宽，足弓处内陷一道柔和的弧线，前脚掌外侧比内侧稍深——他走路时重心偏右，右腿比左腿略长半寸。这细节，我十六岁就发现了。那时他在村小学代课，我在隔壁班念初二。他批改作文，我总爱绕到他办公室窗下，假装系鞋带，实则偷看他伏案的侧脸。他写字时右手小指会微微翘起，像一枝将开未开的兰。我数过，他批一篇作文，平均要喝三口水，水杯是只粗陶盏，杯沿有道细小的豁口，是他自己用砂纸磨平的。
“阿沅？”身后传来声音。
我猛地回头。
他站在三米开外的麦田边，穿着灰蓝色衬衫，袖子挽至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皮肤是常年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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