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墨第一次见到陈阿婆，是在巷口被台风掀翻的报刊亭后面。1998年的夏末，台风格美把整条青石板巷浇得发乌，17岁的他攥着皱巴巴的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脚边是被父亲摔碎的玻璃药瓶——母亲的肾病要透析，父亲蹲在酒厂门口哭了一下午，最后把他攒了三年的学费连同家里仅有的零钱全掀在了地上，红着眼睛吼：“读什么读？打工去给你妈换命！”
他那时候浑身湿透，指尖把录取通知书的边角揉得发毛，雨珠砸在眼眶里分不出是泪是水。然后就听见报刊亭后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穿藏青布衫的老太太正蹲在泥水里，把散得满地的连环画卷往蛇皮袋里塞，左胳膊上还挎着个掉了漆的铝饭盒，看见他脚边亮闪闪的玻璃碴，抬头就喊：“小伢子往边上站点，那碎玻璃扎脚，我这刚扫干净半条路的煤渣子，别白忙活。”
陈阿婆是三个月前刚搬来巷尾住的孤老，没人知道她从前的来历，只知道她靠捡废品、顺带帮巷里的双职工人家看孩子缝补衣裳过活，住的那间十来平米的老瓦房，屋檐底下永远挂着一排整整齐齐的旧布片，蓝的白的碎花的，全是她从废品站里挑出来的、还没破的旧衣裳上剪下来的。那天她把陈砚墨拉进自己的小瓦房里，给他擦了满脸的雨水，铝饭盒打开是温乎的红糖水煮鸡蛋，她把三个鸡蛋全舀到他碗里，粗糙的拇指指着他攥在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我虽不认几个字，可这红本子我知道，是能往亮处走的东西。你爸那边你别慌，我这有两千块钱，是前阵子我以前的学生来看我，硬塞给我的，我一个孤老婆子留着也没用，先给你妈交第一次透析费。”
陈砚墨那时候头摇得像拨浪鼓，他知道巷里人说陈阿婆日子过得紧，平时连五分钱的酱油都要去巷口杂货铺赊，怎么可能有闲钱。结果陈阿婆转身从床底下拖出个钉着铜扣子的旧木箱子，打开里面一摞摞叠得整整齐齐的零钱，钢镚用牛皮纸卷成筒，毛票按面值理得平平整整，最底下压着三张蓝绿色的百元大钞。她把钱往他手里塞，掌心的老茧磨得他手背发疼：“不是白给你的，算我借你的。以后你出息了，把钱还我，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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