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京田影视城的民国街突然响起不合时宜的留声机音乐。我握着生锈的铁制场记板，指腹蹭过“三号摄影棚”的刻字，冷不防被身后的电流声惊得一哆嗦。
“小周，愣着干嘛？”副导演举着对讲机骂骂咧咧地走来，他军绿色外套上还沾着昨天拍爆炸戏的火药味，“陈老师的走位再对一遍，不然天亮都拍不完这场雨戏。”
我慌忙点头，转身时却撞进一片潮湿的阴影里。陈小晶就站在民国邮局的廊柱下，月白色旗袍下摆还在滴水。她明明昨天就该出组了，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客串完《雾都谍影》的三场戏就走。
“陈老师，您怎么还在这儿？”我递过去一条毛巾，指尖触到她皮肤时像插进冰水里。
她没接毛巾，反而抓住我的手腕往邮局里拽。老式打字机上摊着几页稿纸，墨迹被雨水洇得发蓝。“你看，这里漏了一句台词。”她的指甲刮过纸面，“第三场审讯戏，我饰演的苏曼丽应该说‘枪响的时候，我在数檐角的风铃’，不是剧本上写的‘我在等一个人’。”
我盯着稿纸上的字迹发愣。这剧本上周就定稿了，昨晚拍夜戏时还没这些改动。更奇怪的是，打字机旁的铜制台历显示着7月13日——三天前，陈小晶在拍摄跳楼戏时，威亚突然断裂，从布景楼的三楼摔了下来。
救护车来的时候，她口袋里还揣着这版剧本，血浸透了最后一页的台词。
“陈老师，您该休息了。”我试图抽回手，却被她越攥越紧，旗袍上的水珠滴在我手背上，凉得刺骨。
她忽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像是藏着碎冰：“你知道吗？我等这场戏等了十年。十年前在话剧团排《上海屋檐下》，也是演苏曼丽，最后一场戏没演完就被开除了。”
我想起场务老王说过的话。陈小晶年轻时是话剧团的台柱子，后来因为太入戏，在谢幕时把饰演汉奸的演员打伤了，从此被行业封杀。这些年她在各个影视城跑龙套，永远只接民国戏，永远只演女特工。
留声机的音乐突然卡顿，发出刺耳的杂音。陈小晶的身影在月光下变得透明，她指着打字机旁的笔记本：“帮我把剩下的写完，三万五千字，就差最后三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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