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记本封面是褪色的红绸,翻开第一页,是用钢笔描的演员表,苏曼丽的名字被圈了又圈。后面的字迹越来越潦草,有些页边还沾着暗红的斑点,像是干涸的血迹。
“这是什么?”我翻到中间,发现不是剧本,而是日记。
“1938年5月7日,今天拍到苏曼丽第一次杀人,导演说我眼神不够狠。可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日本兵把阿爸拖走时,眼睛里就是这样的。”
“1940年3月12日,威亚绳磨断了三根,他们说我太拼命。可苏曼丽从不会怕疼,她怕的是任务失败。”
“1941年11月25日,他来看我拍戏了。穿的还是那件灰布长衫,就站在摄影棚门口。我不敢看他,怕眼泪掉下来穿帮。”
我猛地合上笔记本。这些日期根本不对,1938年的时候,陈小晶还没出生。
雨突然下大了,打在邮局的铁皮屋顶上噼啪作响。陈小晶的声音混在雨声里,带着哭腔:“最后那场戏,苏曼丽应该死在教堂里。她不是被枪杀的,是吞了***。你看这里——”
她的手指穿过纸页,指向日记本最后一页的血字:“三万五千字,刚好是她从潜伏到牺牲的天数。”
这时副导演的吼声从街那头传来:“小周!陈老师人呢?化妆师都等疯了!”
我回头的瞬间,邮局里的打字机突然自己动了起来。keys敲击的声音在空荡的屋子里回荡,像是有人在急促地书写。等我再转回去,陈小晶已经不见了,只有那条月白色旗袍搭在椅背上,旗袍口袋里露出半张泛黄的话剧票——1998年的《上海屋檐下》,主演栏写着陈小晶的名字。
打字机上的纸缓缓吐出,最后一行墨迹未干:“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三下,就把我的骨灰撒在摄影棚的聚光灯下。”
雨停的时候,东方泛起鱼肚白。我抱着那本三万五千字的日记站在布景楼前,看着工作人员拆除跳楼戏的威压设备。晨光里,三楼的窗口似乎还站着个穿旗袍的身影,正对着镜头扬起下巴,像极了谢幕的姿势。
场务老王走过来拍我的肩:“听说了吗?陈老师的家人来取遗物,说她年轻时真有个未婚夫,是地下党,1941年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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