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一个极大胆的实验：他把现代词汇写进了古典诗词。第二卷的《贺新郎·赠璇玑》中有这样几句：“留号手机羞涩语：‘好玩时，你要常联系！’休负了，美人意！”“手机”“常联系”——这些是现代词汇，放在一首《贺新郎》词里，按传统的标准看是“出格”的。但一玄这样写了，而且写得理直气壮。
为什么？因为一玄清楚地知道，古典诗词的形式不是用来“模仿”的，而是用来“表达”的。如果段郎在一个现代语境里写词，他就是会用“手机”这个词——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活。不是一玄要用古典诗词去“迎合”现代读者，而是段郎这个人物本身就活在古今交融的世界里。一玄忠实于人物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忠实于诗词的格律规范。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诗学”——诗歌的生命力不在于形式的纯粹，而在于经验的真实。把现代词汇写入古典诗词，一玄不是第一人——清末黄遵宪就提出过“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聂绀弩的旧体诗也充满了现代词汇。但在武侠小说领域，一玄绝对是最大胆的实验者。
最极端的例子是诗词大会上贾深深和虚倩倩写的那两首“捣乱诗”。一个写《我脱了裤子放屁》，一个写《爸爸我要拉粑粑啦》。这两首诗放在任何一本诗集里都是“笑话”，但一玄把它们郑重其事地写进了小说，还让段郎认真地点评了一番。一玄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理解是，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诗歌的边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诗歌可以是庄严的，也可以是滑稽的；可以是深情的，也可以是粗俗的。关键是——它是不是从写诗的人心里流出来的。贾深深在那一刻真的想放屁，于是他把这件事写成了诗。这种“真”，和段郎写“点点相思段段愁”时的“真”，本质上是一样的。一玄在诗词大会上安排了这两首“捣乱诗”，是在用幽默的方式讲一个严肃的道理：诗歌的生命力不在于华丽，在于真实。
在实验性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藏头诗。第二卷的酒令《德庄火锅》，是段郎在火锅宴上即兴创作的藏头诗系列。每一联的第一个字嵌入了“德庄火锅”四个字，第二个字嵌入了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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