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坐在门槛上的女人咧嘴笑，露出颗金牙，“我叫金花，从曼谷回来的。”
她的旗袍开叉到腰，大腿上纹着朵褪色的牡丹。阿春盯着那朵花，突然想起澜沧江边的野芭蕉，明明生在泥沼里，偏要拼命往天上长。
夜里的铁皮房像个巨大的蒸笼。阿春躺在木板床上，听着此起彼伏的啜泣声，金花的鼾声像头老母猪。月光从铁皮的缝隙钻进来，在地上织出张银色的网，网住了满屋子的苦难。
“想跑吗？”金花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叼着烟凑过来，“上个月有个妹子跑出去，被蛇咬断了腿，现在还躺在后山的庙里。”
阿春摸了摸枕头下的退伍证，老李的照片在黑暗里泛着微光。“我不跑，”她轻声说，“我要等。”
等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或许等老李的女儿回来，或许等那片被山火吞噬的土地重新长出树苗，或许等澜沧江的水，能洗干净这满身的脏。
救助站的日子像碗寡淡的白粥。每天清晨听着鸡叫起床，跟着金花她们去菜地里浇水，傍晚坐在门槛上看夕阳把山尖染成血红色。有次阿春在篱笆外发现株野百合，长在石头缝里，花苞鼓鼓的像要炸开。
“掐了吧，”金花路过时一脚把花踩扁，“在这里，长太好看会被拔掉的。”
阿春没说话，晚上悄悄把压弯的花茎扶起来，用草绳绑在竹棍上。她想起母亲种在窗台的仙人掌，明明被晒得发蔫，偏要开出朵嫩黄的花。
月底的那天，小张骑着摩托车来了，车后座捆着个鼓鼓的麻袋。“严打开始了，”她把麻袋卸在地上，拉链拉开时滚出堆旧衣服，“这些是捐的，你们挑挑。”
女人们蜂拥而上，阿春被挤到最后，只捡到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领口处绣着朵小小的五角星，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个孩子的涂鸦。
“这是***的。”小张突然说，递给她个铁皮盒，“清理他住处时发现的。”
盒子里装着本日记，纸页已经泛黄。阿春翻开第一页，字迹力透纸背：“1986年3月5日，今天送小雅去学校，她非要把五角星别在我衬衫上，说这样爸爸就像解放军了。”
她的手指抚过那行字，突然想起老李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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