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杂学”之士的不同见解？
他瞬间感到压力如山。这个问题太大，太敏感。回答得好，可能一飞冲天；回答不好，或触犯忌讳，便是万劫不复。他必须慎之又慎，既不能空谈，也不能过于具体触及现有利益格局，还要在唐代认知框架内，融入一些超越时代的、切实可行的理念。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沉吟片刻，方谨慎开口：“陛下此问，直指治国根本，臣学识浅陋，本不敢妄言。然陛下垂询，臣斗胆以蠡测海，略陈陋见。”
“但说无妨，今日殿中言语，出你之口，入朕之耳。”李治语气平淡，却给了某种保证。
“谢陛下。”李瑾整理思绪，缓缓道，“臣窃以为，太史公所言‘利’，乃人性之常，不可强行遏制，而当善加疏导，如同大禹治水。治国之‘利’，首在生利，次在聚利，终在均利。”
“哦？何为生利？”李治身体微微前倾。
“生利者，使民得利，使地尽其用也。”李瑾道，“农乃国之本，然农事靠天，丰歉难料。除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改进农具外，或可鼓励农户于农闲时，从事桑麻、果蔬、畜牧、乃至简单手工，以其产物易钱，补粮食之不足，增农户之收益。此谓‘以副补主，以末养本’。譬如江南水乡，可广植桑麻，发展织造；山泽之地，可养殖渔猎，种植药材。朝廷可遣熟知农事、工巧之官吏，至各地‘劝课农桑’，因地制宜，推广获利之术，此亦为‘生利’。”
李治若有所思，微微颔首：“此言有理。贞观年间，朝廷便常遣使劝农。然各地情势不同，成效不一。你接着说，何为聚利？”
“聚利者，非强征暴敛，而在通有无、便交易、省耗损。”李瑾道，“长安、洛阳之盛，在于四方货物汇聚。然货物转运，损耗惊人，尤以漕运为甚。臣闻前代有‘和雇’之法，朝廷出资雇佣民船、民夫运输官物，较之纯以徭役，效率更高，怨言更少，或可参详改进。再者，市舶之利，不可轻忽。海外奇珍，固可充内府，然若能规范市舶司，抽取合理关税，既可增国库收入，又能管控异物输入，不致金银外流过度。至于国内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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