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简明公允，禁绝胥吏层层加码、盘剥商旅，使货物其流，则税源自广。”
“嗯，市舶、商税……确有可议之处。”李治手指轻叩榻沿，“那‘均利’又是何解？莫非是均贫富？”
“非也。”李瑾摇头，“臣所谓‘均利’，非指均分财富，而是指朝廷所聚之利，当用之有道，还利于民，以保长治久安。其一，用于备荒赈灾，如设立常平仓，丰年平价购入储粮，灾年平价放出，平抑粮价，使民不因饥馑破产流离。其二，用于兴修水利、道路、驿站，此等工程，非但利国，雇佣民夫，亦可使其得钱粮以度日，是‘以工代赈’、‘以财生事’。其三，用于养兵抚边，保境安民，使商旅无虞，边民得安。其四，用于奖励耕织、发明创造，凡有能提高农亩之产、改进工器之巧者，予以嘉奖，可激励百姓用心生产。如此，朝廷所取之利，复用于民，民得实惠，则乐输国课，不以为苦。此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上下相安，利源绵长。”
李瑾将现代一些经济学、财政学的基本理念，如促进商品经济、改进物流、规范税收、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创新激励等，用完全符合唐代语境的语言包装阐述出来，既显得颇有见地，又不至于太过惊世骇俗。
李治听得极为专注，眼中异彩连连。这番论述，条理清晰，格局开阔，既有儒家仁政爱民的根本，又透着实干与巧思，远超寻常士子空谈仁义道德或堆砌典故。尤其是“以副补主”、“以工代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提法，颇为新颖且切中时弊。
“生利、聚利、均利……”李治低声重复，品味着这三个词，“你这些想法，从何而来？亦是天竺残卷所载？”
“陛下明鉴，此非一书所得。”李瑾忙道，“乃是臣读史书，见历代治乱兴衰，多与民生、财用相关；读《管子》、《盐铁论》，知轻重之术；又杂览前朝奏疏、地方志，见各地物产风情；再结合近日听闻的长安市井百态、漕运艰难，胡思乱想，拼凑而成。荒诞不经之处，恳请陛下恕罪。”他将来源归于广泛的阅读和观察，显得更为可信。
“胡思乱想？朕看未必全是胡思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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