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六年的夏秋之交，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界限截然分开。界限之前，是朝堂上因《平边策》而起的激烈争论、权力博弈与最终尘埃落定的喧嚣；界限之后，则是帝国中枢在明确了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核心国策后，转入的一种高速、精密却又暗藏玄机的运行新常态。皇帝那道赋予李瑾“检校兵部尚书”、“总督平边诸事”、“参赞军务”的重权诏书，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名为“平边大业”的沉重闸门，同时也将李瑾、李治、武媚娘这三位帝国最高权力者，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张力与默契的微妙平衡点。
诏书颁下后的最初几日，朝野的目光几乎全部聚焦于新晋“总督平边诸事”的李瑾身上。这位以“实学”、“新政”晋身的年轻宰相，如今肩上扛起了帝国未来武功的最大期望与最重担子。他谢绝了一切不必要的宴饮往来，全身心投入了庞大工程的启动之中。他的日程精确到刻，不是在政事堂与宰辅们协调总体方略、审定各部细则，便是在兵部衙门与将领、主事推演水师建设、登陆预案；不是在将作监与工匠大师们研讨军械改良图纸，便是在户部与度支郎官们锱铢必较地核算每一笔预算。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与统筹能力，事无巨细，皆要过问，却又懂得抓大放小，敢于放权给专业之人。其务实、高效、且明显带着“格物”烙印的作风，很快渗透到相关衙署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开始私下称他为“李总督”，这既是对其新职权的简称，也隐含着对其能力与权柄的一种默认与敬畏。
然而，在这表面热火朝天的筹备之下，一种更为精微、也更为关键的权力互动，正在紫宸殿、立政殿与李瑾的“总督”行辕（多设于将作监或兵部）之间悄然进行，构成了帝国最高决策层新的三角稳态。
皇帝李治，是这三角中最核心，却也因身体原因最需“借力”的一角。他赋予了李瑾重权，是真心期望其能替自己实现父皇未竟的伟业，也为“二圣临朝”增添最耀眼的武功光环。他每隔三五日，便会召李瑾单独入紫宸殿暖阁奏对，详细垂询各项进展。他对技术细节往往兴趣浓厚，尤其对“新式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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