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六年的深秋，长安城的色彩从金碧辉煌转向了沉郁庄重的赭黄与灰褐，如同帝国中枢的权力光谱，在“平边”大业这面棱镜的折射下，呈现出愈发复杂而集中的色调。李瑾以“检校兵部尚书”、“总督平边诸事”的身份总揽筹备，其权力触角已深入兵、工、户、将作等诸司，然而，随着“水师建设”、“军械改良”两大核心支柱进入实质推进阶段，一个愈发清晰的瓶颈与需求凸显出来——亟需一个能够统一标准、集中资源、高效运转，专司最新式、最重要军械研发与制造的专门机构。现有的将作监虽有军工职能，但事务庞杂，且受旧有官僚体系与工艺传承掣肘颇多，难以满足“平边”战略对军械“跨代”革新的迫切要求，更难以有效统合“格物所”带来的新思维、新技术。
这个念头，在李瑾心中酝酿已久，也与“北门学士”及部分务实派官员进行过探讨。然而，设立一个全新的、权力集中且直属“平边”体系的军械机构，势必触动现有利益格局，尤其是将作监、少府监乃至兵部库部司的职权，更会引发守旧势力对其“揽权过甚”的新一轮攻讦。他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也需要获得帝后最明确、最坚定的支持。
契机，伴随着风险与机遇一同到来。十月初，在“军器研造院”一次针对“配重抛石机”（李瑾称之为“襄砲”）的关键投射试验中，尽管前期准备充分，但在连续高强度测试后，一台砲机的关键承重部件（铁制转轴）因金属疲劳与工艺瑕疵突然断裂，导致砲臂失控回摆，不仅砸毁了砲架，飞溅的碎片更造成现场三名负责记录的文吏重伤，其中一人伤重不治。事故虽未涉及核心匠师，但“出人命”的消息，仍然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立刻抓住了这个把柄。褚遂良亲自上疏，痛陈“李瑾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苛待匠役，罔顾人命，致使国之巧匠、忠良文吏枉死！其所谓‘新式军械’，不过奇技淫巧，徒耗国帑，反生祸端！请陛下明察，严惩相关责任人，暂停此等危险无益之工，以儆效尤！”疏中虽未直接要求罢免李瑾，但字字诛心，直指其“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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