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唐军补充了熟悉地形、气候的兵员，还节省了从内地调兵的巨大消耗。当然，对这些“团结兵”的编制、将领任命、驻地调防，李瑾牢牢掌握在都护府和亲信汉将手中，防止其尾大不掉。
第三是推行教化，开启同化之门。在平壤设立“安东官学”，招募通晓汉文和高句丽语的学者任教，首批学生主要从归顺的高句丽中下层官吏、地方豪强子弟以及唐军中有功将士子弟中选拔，教授儒家经典、大唐律令、汉文书法算术。李瑾甚至亲自题写了“宣化导俗”的匾额。同时，下令各州县，鼓励甚至资助地方兴办乡学、村学，教材以朝廷颁布的《五经正义》等为主，师资可聘请流寓至此的汉人士子，或选拔本地通晓汉文的学者。对于学业优秀者，可推荐至洛阳国子监深造，或参加唐制的科举考试（虽初期名额极少，但象征意义巨大）。教育，是从根本上改变下一代认同的长远之策。
三、土地与赋税：制度的接轨
要建立长久统治，必须在经济基础上与唐朝制度接轨。李瑾以都护府名义，开始在高句丽核心区域推行唐制的基础——户籍和土地制度。
他派出大量由唐吏、投降高句丽文吏、唐军文职人员组成的清查队伍，深入各地，结合高句丽旧有户籍（部分毁于战火）和实地核查，重新登记户口，编制新的户籍册，区分“课户”（承担赋税徭役）与“不课户”（如官员、军人、特殊技艺者等）。同时，大力推行均田制。将大量因战乱形成的无主荒地、没收的叛乱贵族土地，以及部分官有牧场、山林，按唐制授予无地、少地的平民、归顺士兵、内迁汉民。规定“丁男、中男给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女子、奴婢、工商户减等授田。永业田可传子孙，口分田身死还官。这一政策极大地吸引了无地流民和贫苦百姓，迅速稳定了基层社会，也为朝廷未来的赋税收入打下了基础。
赋税方面，暂时实行“从轻从简”的原则。在免税期结束后，计划推行与内地基本一致的租庸调制，但考虑到战后恢复的实际情况，税率可能有所降低，并允许部分折纳当地特产（如人参、皮毛、海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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