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罢黜孔颖的余波尚未平息，来自地方的一场轩然大波，又以更猛烈、更尖锐的方式，将“女官”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次风波的中心，是襄阳县丞卢静姝审理的一桩看似平常，却触及了传统伦理核心的婚姻财产案件。
襄阳城内有一富商早逝，留下年轻寡妻王氏与年幼独子，以及偌大家业。族人欺王氏孤儿寡母，觊觎其家产，以“夫死从子”、“妇人无外事”为由，逼迫王氏交出产业管理权，由族中长辈“代管”。王氏不从，族人便罗织罪名，诬告王氏不守妇道、意图携产改嫁，并将其告到县衙。前任县令碍于宗族势力，拖延不决。卢静姝到任后接手此案，经过细致查访，发现所谓“不守妇道”纯属诬陷，族人“代管”实为侵吞。依据新修订的《永昌律》中关于保护寡妇财产权益、明确“子幼母守”则可由母亲掌管产业的条款，卢静姝顶住压力，判决产业仍由王氏掌管，族人不得干涉，仅需每年从收益中提取部分供养族中老人，以示不忘本。
判决一出，襄阳哗然。在保守士绅和族老们看来，这简直是颠覆伦常！妇人岂能独立掌管外姓家业？更何况对抗夫家族人？此例一开，夫权、族权何在？他们联名上书州府、乃至御史台，痛斥卢静姝“曲解律法，助长妇人私心，离间骨肉，败坏风俗”，是“以妇人之仁，乱国家之法”。弹劾的奏章中，不仅攻击卢静姝，更将矛头直指允许女子为官、修订“悖逆”律法的朝廷，言辞激烈，称“此风不止，则夫不夫，妻不妻，家不家，国将不国！”
这股风潮迅速与朝中保守势力合流，形成了新一轮的舆论海啸。这一次，攻击不再仅仅是“牝鸡司晨”的空泛指责，而是具体到了“妇人干政，必将淆乱人伦，破坏家庭，动摇国本”的层面，深深触动了社会上最广泛、最基础的伦理神经。就连一些原本对女官政绩持观望甚至肯定态度的中间派官员，也对此产生了疑虑和动摇。毕竟，治国平天下，根基在于齐家。如果女子的角色定位发生根本改变，家庭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是否会随之崩塌？这种深层次的恐惧，比单纯的利益之争更具煽动性。
面对这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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