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女诫》的颁行，如同在沉寂千年的潭水中投入了一颗巨石，其引发的思想涟漪，从朝堂蔓延至士林，从通都大邑扩散到偏远乡野。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数月，唾骂者有之，攻讦者有之，但与此同时，一种缓慢而确实的变化，也如同初春的冻土之下悄然涌动的暖流，开始在帝国社会的肌理中渗透、扩散。武媚娘以无上权力推动的这场变革，在经历了最初的阵痛与对抗后，开始显现出它超越政治宣言的实际影响力，一点点地撬动着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与风气。
最显著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对女子教育的态度上。
以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让女儿读书识字，多半是为了“明理”，以便更好地相夫教子、管理内宅，所学无非是《女诫》、《列女传》及些许诗词，且往往深锁闺阁，不为人知。富商巨贾之家，或许会教女儿算账管家，但那也是实用技能，与“才学”无关。至于平民百姓，女子识字者更是凤毛麟角。
然而，随着女科取士成为现实，数位女官在朝在地方展现出不凡的才干，尤其是天后亲著《新女诫》公开倡导“才德并修”、“生女亦当教之”，一种新的风尚开始在一些开明家庭中悄然兴起。
在洛阳、长安，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士大夫家庭，开始延请西席，不仅教儿子，也开始系统地教女儿诵读经史，学习诗赋，甚至探讨时务。虽然仍以“陶冶性情”、“知书达理”为名，但学习的范围和深度已远超以往。江南富庶之地，如扬州、苏州，一些大族甚至为族中女子开办了小型家塾，除了传统女红，也教授诗文、算学、律法基础。商贾之家更是务实，眼见裴文君等女官凭借算学、经济之能立足，也开始注重培养女儿的理账、经营能力，认为“女子有才，亦能光耀门楣，或可觅得佳婿，或可辅佐家业”。
民间私塾，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私塾依然拒收女童，但在一些风气较为开放的城市，开始有极少数塾师，在招收男童的同时，也默许附近家境尚可、且父母开明的女童旁听，或在家中另设“女席”，用屏风隔开授课。教材也不仅限于《千字文》、《百家姓》，偶尔也会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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