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二年，盛夏。洛阳的暑气日盛，蝉鸣鼓噪，紫微城内的气氛，却比天气更加灼热而胶着。皇太孙李昭的周年祭奠（小祥）已过，那笼罩朝廷的、以哀思为表象的“平静期”正式结束。关于立储的暗流，终于从水底翻涌上来，开始拍打朝堂的堤岸。
起初还是试探性的、零星的奏请，很快便形成了规模。先是几名御史、拾遗、补阙等言官，联名上疏，以“国本不可久虚，早定储副以安天下”为由，委婉提及太子殿下“宜广继嗣，以固宗祧”，并隐约指向太子李瑾年长之子（即庶长子李琮）的“年岁渐长，可习政事”。这像是一声发令枪，紧接着，礼部、宗正寺等主管礼仪、宗室事务的衙署，也相继有官员上表，或引经据典强调“立嫡立长，古今通义”，或从“礼制”、“人心”角度，论述早定名分的重要性。甚至，连几个平日不太过问此事的地方刺史、节度使，也仿佛约好了一般，递上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贺表兼劝进表，恭祝皇帝、太子圣体安康之余，不忘提一句“储君乃国之大计，伏惟圣虑”。
这些奏疏，措辞大多恭敬，引用的也都是煌煌正理，看似无可指摘。但背后涌动的心思，却如司马昭之心。嫡长孙已逝，太子妃苏氏“体弱多病”，难再有嫡出。那么，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太子现存诸子中，年已十六的庶长子李琮，便成了“最合法理”的人选。支持李琮的，除了他“长子”的身份，还有他母族郑氏在朝中并不算显赫但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一部分相对保守、希望维持现状、对“永昌新政”某些激进方面心存疑虑的朝臣——他们或许觉得，性情温和甚至有些怯懦的李琮，比起锐意改革的祖母和父亲，更容易接受“规劝”，更好“相处”。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较为务实、或与东宫关系更近的官员，则倾向于暂时搁置，认为“太子殿下春秋鼎盛，储副之事可从长计议”，或主张“诸皇子尚幼，贤愚未显，宜加教导观察，再行定夺”。更有少数真正忧虑国事、希望帝国能有一位强有力继承人的大臣，私下里对李琮的才能表示担忧，认为“储君关乎国运，非仅嫡长，当以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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