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四十三年的秋天，当“新大陆”带来的震撼与“物种交换”的试验在帝国的肌理中悄然发酵时，另一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项工作的核心地点，并非皇宫或六部衙门，而是在远离权力中心的曲江池畔，李瑾的澄心苑书房，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位于长安城南郊的“格物院”观星台与测绘坊。
“探海”号带回的，除了那些珍贵的动植物样本，更有几大箱用防水油布和锡盒层层包裹的航行记录、海图草图、天文观测数据、沿途水文气象记录，以及水手、画师、通译们用各种方式（文字、图画、符号）记录下的地理、人文见闻。这些资料浩繁而杂乱，有些记录因海水浸泡、虫蛀或匆忙书写而模糊难辨，有些海图比例失真、方位错漏，有些描述互相矛盾，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首次有系统探索大西洋并发现美洲东岸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如何整理、勘误、拼接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绘制出一幅相对准确、能够反映这次航行地理大发现的“寰宇全图”，成为了摆在朝廷和李瑾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传统的舆图制作，多限于中土及周边已知区域，依赖历代积累、行人描述和粗略测量。而此次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跨越半个地球的广袤海域与大陆，传统的“计里画方”和“形象示意”法已远远不够。
李显深知此事重大，将整理与绘图的工作交给了以精通天文、历算、地理著称的僧一行（时任太史令，也是李瑾“格物学”的重要支持者和研究者）主持，并特旨允许僧一行随时可向“亚父”李瑾请教。而李瑾，对此事的热情甚至超过了“物种交换”。在他心中，一幅相对准确的、包含新旧大陆的世界地图，其意义不亚于发现新大陆本身。它是认知的框架，是未来探索的指南，是彻底打破“天圆地方”旧观念、确立全新“世界观”的基石。
于是，在永昌四十三年的秋冬季，澄心苑的书房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研究中心。僧一行带着几名最得力的弟子和太史局、兵部职方司的几位制图高手，几乎每隔几日便会前来，将整理中遇到的难题、矛盾的记录、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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