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四十一年的秋天，长安城沉浸在一片丰收的喜悦与对即将到来的严寒的惯常筹备中。曲江池畔的枫叶再度染上醉人的酡红，银杏洒落一地金黄。然而，在这片宁静的秋色里，李瑾的心，却时常飘向万里之遥、季节正好相反的南半球海域。自永昌三十九年春舰队启航，已过去两年又半。初期，还断续有消息从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地经由商船或驿站传回，报告舰队平安抵达、补充给养、与当地邦交等事宜。但自从去年年初，最后一封来自“僧祇”（东非沿海地区，唐人对此的泛称）摩加迪沙一带的奏报后，便再无确切的官方消息。
只有零星从阿拉伯、波斯商人口中辗转传来的模糊传闻：有说见到过规模空前庞大的唐人船队驶向西南更远的、被称为“黑暗之海”的方向；有说在南方的海面上遭遇过可怕的风暴，巨浪如山；也有说在某个遥远的南方港口，见过唐人用精美的瓷器与丝绸交换犀角、象牙和一种奇怪的、长颈斑纹的巨兽（后来证实是长颈鹿）皮……但这些传闻支离破碎，互相矛盾，难以证实。
朝廷上下，从皇帝李显到普通百姓，最初的狂热与期待，逐渐被一种焦灼的沉默所取代。两万七千余人，三百余艘巨舰，无数钱粮物资，若真的葬身鱼腹或迷失在无尽汪洋，这损失，无论是实际层面还是对国威士气的打击，都将是难以承受的。朝中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些原本就反对如此“劳民伤财”“好大喜功”远航的保守派官员，私下议论“靡费巨万，杳无音信，恐已凶多吉少”，“效仿秦皇汉武，求仙问道，空耗国力”，甚至有人将此事与当年炀帝征高丽、下江·都的穷奢极欲相提并论。只是碍于这是“二圣”（民间对退位的武媚娘和李瑾的尊称）晚年极力推动、今上亲自批准的“大政”，且狄仁杰、宋璟等重臣力主耐心等待、不可妄下结论，这些议论才未形成公开的政潮，但那种隐隐的怀疑与不安，如同秋日的阴霾，弥漫在长安城的上空。
李瑾的曲江宅邸，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来访的旧友中，狄仁杰、宋璟等人依旧坚定，但言谈间也难免流露出对舰队久无音信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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