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丧的余音尚未完全消散，长安城上空素白的帷幕还未及撤下，一项关乎帝国未来的、更为庄严肃穆的仪式，已在紧锣密鼓又不失条理地筹备中。与以往新旧交替时或暗流汹涌、或仓促混乱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一次的权力交接，在《盛世宪章》的框架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井然有序的“规范”感。
先帝大行，梓宫暂厝于皇城西侧的别殿，依制需停灵二十七日，方能移奉山陵。而这“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空窗期，并未引发任何动荡。因为《盛世宪章》的“皇位继承”与“国丧期间权力行使”章节，对此有着明确到近乎刻板的规定：先帝驾崩，太子即于灵前宣布监国，内阁自动获得“辅弼监国，总揽机务”之权，咨政院则负责“稳定舆情，备询顾问”。所有重大决策，需由内阁会议（监国太子主持）商议，形成“阁议”，交监国太子用印（临时“监国宝”），再由相关衙署执行。整个过程，犹如一架精密的机器，在预设程序的驱动下，平稳运转。
国丧期的朝会并未中断，只是移到了偏殿，气氛肃穆。太子李显身着素服，端坐于御座之侧临时设置的“监国”位，每日听取内阁诸臣奏报。他的脸上犹带悲戚，眼神中仍有不安，但更多的是一种努力适应新角色、遵循既定规则的谨慎。狄仁杰、张柬之等阁老，则神色肃然，将一应军政要务，条分缕析，简明奏报，请太子定夺。决策过程虽有商议，但大体遵循宪章精神与既有政策，效率不低，亦无掣肘。朝堂上下，虽有悲意笼罩，却无慌乱之气，各司其职，井井有条。这平静的景象背后，是《宪章》运行多年所确立的制度惯性，也是对先帝与李瑾所创体制的信任与依赖。
停灵期满，移奉先帝梓宫于西内，相关的盛大仪式再次彰显了帝国的组织能力与哀荣。而就在移奉礼成的次日，一道由内阁副署、监国太子用印的诏书明发天下：定于来年正月元日，于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新皇登基大典，并依制改元。
年号的选择，颇有深意。经过内阁与礼部、翰林院会商，并最终由监国太子裁定，新年号为“神龙”。取“神龙见首，盛世维新”之意，既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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