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庙里的烛火在夜风中摇曳，将沈砚之和程振邦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拉得很长。庙外，角山之战后的肃杀还未完全散去，伤兵的**声、巡逻队的脚步声、战马的响鼻声，交织成这个不眠之夜的背景音。
“南下不是小事，”沈砚之盯着摊在破木桌上的地图，手指沿着从山海关到武昌的路线缓缓移动，“三千多人，加上愿意跟走的百姓，恐怕得有五千。这一路，要过滦州、唐山、天津，都是清廷重兵把守的地方。就算绕道走山路，也难免遭遇地方团练和土匪。”
程振邦坐在对面，用一块布仔细擦拭着马刀。刀身上的血迹已经干涸，暗红色的一片，在烛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他擦得很慢，很认真，仿佛在完成某种仪式。
“难，当然难。”程振邦头也不抬，“但留在山海关，只有死路一条。铁良的三万新军，可不是荣禄那种杂牌。他们有德国教官训练，装备清一色的毛瑟步枪，还有克虏伯大炮。真打起来，我们这点人，连三天都撑不住。”
他顿了顿，终于抬起眼：“砚之，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关城是你打下来的，这里的百姓信任你。但你要明白，有时候撤退不是懦弱，是为了以后能打回来。”
沈砚之的手指停在地图上的“滦州”二字上。那里是程振邦之前活动的地方，也是南下必经之路。他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用兵之道，当进则进，当退则退。退不是败，是蓄势。”
“百姓那里，我去说。”沈砚之最终下定了决心，“愿意走的，我们带上；不愿意的，发些粮食银钱，让他们自谋生路。但有一件事——”他看向程振邦，“伤员怎么办？这一路颠簸，重伤的根本走不了。”
程振邦放下马刀，沉吟片刻：“重伤的留在关城，托付给可靠的人家照顾。轻伤的能走的尽量带上，实在走不了的...只能留下了。”
这话说得很轻，但两人都知道其中的残酷。留下，就意味着一旦清军杀回来，这些伤员很可能成为报复的对象。可带上他们，又会拖慢整个队伍的速度，甚至可能拖垮所有人。
“我会安排。”沈砚之的声音有些沙哑，“尽量多带些人走。”
接下来的两天，山海关里忙碌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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