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崎，1914年深秋。
海风裹着腥咸的气息穿过狭长的街道，将悬挂在居酒屋门口的布幌吹得猎猎作响。沈砚之站在一家名为“芙蓉”的旅馆二楼窗前，看着港口方向星星点点的渔火，手里捏着一封已经拆开的电报。
电报是三天前从东京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孙先生已抵东京，望速来会面。”落款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代号，但通过特定的解码方式翻译后，他确认了发报人的身份——黄兴。
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沈砚之在长崎已经蛰居了整整四个月。
四个月前，南京城破，他率领的讨袁军残部在雨花台打光了最后一发炮弹。三千弟兄，活着撤下来的不到八百人。程振邦的左肩中了一枪，至今还吊着绷带；沈若薇在撤退途中与部队失散，辗转了两个月才在长崎与他会合。曾经的铁血之师，如今只剩下这几十号衣衫褴褛的残兵，分散寄居在长崎华侨的商铺和仓库里。
门被推开了。程振邦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味增汤走进来，左肩的绷带在衣服下隐约可见。他将汤放在桌上，看了一眼沈砚之手里的电报。
“孙先生到了？”
“嗯。”沈砚之将电报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黄兴发来的，让我们尽快去东京。”
程振邦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端起自己那碗汤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日本人的味增汤他喝了四个月还是喝不惯，总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去东京？”他放下碗，“咱们现在这模样，怎么去？连身像样的衣裳都凑不齐。”
沈砚之没有回答，目光重新落在窗外的港口。
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实话。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所有参与讨袁的将领，沈砚之的名字排在通缉令的前十位。他们在长崎靠华侨的接济勉强度日，每人每天只有两顿饭，能吃饱就不错了，哪有余钱置办行头。
但去东京见孙中山，不能穿得像个叫花子。
“我下午去了一趟唐人街。”沈砚之转过身，“陈老板答应借给我们两套西装，还有路费。”
程振邦愣了一下：“哪个陈老板？”
“开绸缎庄的那个。去年在南京，他儿子被北洋军抓了壮丁，是我们把人捞出来的。”
程振邦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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