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住院几天。期间，李桂兰的咒骂没有停过，从骂她“没良心拖到现在才来”，到抱怨医院条件差、医生不负责，最后又绕回“要是早听我们的，让那个姓韩的安排好学校、好房子，强强怎么会遭这种罪！”
王美凤在一旁默默垂泪，偶尔看向张艳红的眼神，也带上了更深的怨怼。张建国直到天亮才匆匆赶到，得知住院押金是妹妹交的，也只是阴沉着脸“嗯”了一声，连句谢谢都没有。
当清晨第一缕惨白的阳光照进充满消毒水气味的儿科病房时，张艳红站在走廊尽头，看着玻璃窗外逐渐苏醒的城市，感到一种彻骨的疲惫和冰冷。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无休止的索取，无底洞般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沉重的道德绑架和怨恨。韩丽梅给的三个月期限，不是缓冲，而是倒计时。在倒计时结束前，必须有一个了断。无论这个了断，有多么痛苦，多么决绝。
三天后，强强病情稳定，出院回家休养。张艳红没有再去那套房子。她给父亲张守业发了一条措辞严谨、近乎公事公办的短信：
“爸，妈，哥，嫂子：关于我们家目前的情况和后续安排，我认为需要一次正式、坦诚的沟通。时间定在本周六下午两点。地点是公司附近的上岛咖啡二楼包间。我会准时到。希望你们也能到场。有些事情，必须当面说清楚。”
她没有用“商量”，没有用“谈谈”，而是用了“沟通”和“说清楚”。地点选在了公共场所的包间，而非家里或公司，既避免了在家争吵的无所顾忌，也避免了在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是一次正式的、有预谋的、划定界限的“会议”。她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以“家人”的身份，坐在一起。尽管她心里清楚，坐下来的，可能早已不是家人，而是各自为营、利益冲突的双方。
周六下午，一点五十分。上岛咖啡二楼最里面的小包间，环境清幽，隔音尚可。张艳红提前十分钟到达，选择了背对门口、面向窗户的位置坐下。她点了一壶最普通的绿茶，茶水在透明的玻璃壶里缓缓舒展，升起袅袅白气。她双手交握放在膝上，指尖冰凉，目光落在窗外街道上熙攘的人流和车流，眼神却有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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