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只能靠猜、靠比划、靠观察表情和眼神来努力理解。但正是这种“失语”的状态，让她被迫更加专注地用眼睛和心灵去“听”。她看到孩子们在泥地里追逐嬉戏，眼神纯真明亮，但衣服破旧，有的甚至没有鞋子；她看到老人坐在自家木楼前，一坐就是半天，眼神浑浊地望着远山，仿佛在回忆或等待什么；她看到青壮年男性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寨子里有一种沉重的暮气和隐隐的焦虑。
她也看到了真实的法律需求。一天，寨子里的老支书（也会说些普通话）来找吴叔，唉声叹气地说起寨子后山那片集体林的事。几年前有外面老板来承包，说好收益分成，但签的合同寨里人大多看不懂，按了手印。结果老板赚了钱，分成却一拖再拖，最后干脆联系不上了。老支书去过乡里几次，司法所也调解过，但老板耍赖，合同条款对寨子不利，事情就这么僵着。眼看又到采菌子的季节，大家不敢去，怕被说“偷”，可那是祖祖辈辈赖以补贴家用的来源。
老支书说这些时，几个围过来的老人和妇女也七嘴八舌地补充，情绪激动，但更多的是无奈。他们不懂法，不知道该怎么维权，只觉得“外面人骗了我们”、“官家也管不了”。
林晚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但老支书最后看向她，犹豫了一下，问：“林……同志，你在城里，懂得多，你说，我们这事，还有法子吗？”
那一刻，林晚仿佛看到了剧本里，方晴第一次被村民用那种混合着绝望和微弱期盼的眼神注视时的场景。她不是方晴，她没有律师资格，但此刻，她被当成了“懂得多”的城里人，当成了可能带来希望的人。
“我……不是律师。”她斟酌着词汇，尽量让自己的话清晰易懂，“但这件事，关键在合同。合同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还有当时和老板打交道、签合同的人，最好也能一起问问情况。弄清楚合同具体怎么写的，老板是谁，公司在哪里，才好想办法。”
她的话给了老支书一丝希望。第二天，老支书真的找来了一份皱巴巴、字迹模糊的合同复印件，以及当时代表寨子签字的几位老人。林晚在吴叔的帮助下，逐字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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