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即在不告知实验对象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进行长期的追踪和记录。我提出这是否违背伦理审查原则，顾北辰看了我一眼，说‘校长认为这是必要的’。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校长认为’，而不是‘我们认为’——这说明在这个项目中，决策权完全集中在‘校长’一个人身上。”
“8月27日，我决定退出这个项目。但顾北辰告诉我，一旦签署了保密协议，退出是不可能的。我的档案已经被调入了‘特殊项目组’，如果强行退出，可能会面临‘不可预见的后果’。我开始感到害怕。”
笔记本到这里就断了，后面是一片空白，没有再写下去。
我合上笔记本，看了一眼封底上的名字——上面写着一个名字：“杨明远”。
“杨明远？”我念出这个名字，感觉有些耳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杨明远？”叶知秋的反应比我大一些，“那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写过《犯罪心理溯源》那本书的杨明远？他在七八年前突然从学术界消失了，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她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记忆中的某个角落。
《犯罪心理溯源》——我在警校的时候读过这本书，是犯罪心理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一。作者杨明远，曾经是国内犯罪心理学领域最年轻的教授，发表过多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但在大约七年前，他突然从学术界消失了，没有发表任何告别声明，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猜测他出国了，有人猜测他因为健康问题退隐了，但没有任何确切的说法。
“如果这个笔记本是杨明远写的，”我说，“那他就是慈恩心理研究中心的参与人员之一。他记录的那些会议内容，可以证明‘校长’的存在——而且这个‘校长’，才是整个实验的真正控制者。”
“但杨明远失踪了，”叶知秋说，“如果他真的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他的消失可能不是自愿的。”
我把文件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仔细检查了一遍——除了照片、年度报告、笔记本和录音笔之外，还有几张零散的信件，都是用电脑打印的，没有落款。信件的内容都是一些简短的指示——
“第37号实验对象的行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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