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图画错了两个分支。”
“新医生发现了吗？”
“没有。”
“那你别提醒他。”
“为什么？”
“让他自己看。”
“离开三年，还是喜欢给后辈留考试题。”
“基本解剖，不算考试。”
Elena笑了几声，随后提起旧办公室外面的咖啡机。
机器去年冬天彻底报废，科室投票换了新的，触摸屏能选十二种饮品，做出来的黑咖啡依然难喝。
曾和贺知舟一起值班的同事有人去了汉堡，有人转入研究部门，也有人仍在原来的手术组。
提起Marcus时，两个人都没有继续评价。
一百八十六页文件已经写完该写的内容。
“你在江城过得好吗？”
“还行。”
“还行具体指什么？”
“急诊科缺人，夜班多，值班室的床比柏林舒服，食堂晚上九点以后只剩面条。”
“听起来并不轻松。”
“习惯了。”
“信里提到的苏主任，是你的上级？”
“嗯，她负责管理，我负责尽量不开会。”
“这也是工作分工？”
“目前运行正常。”
“WHO的邀请呢，你接受了吗？”
“接受了，远程参加，仍留在急诊科。”
“Laurent会后悔的，你能为了十页多余材料和秘书组来回发八封邮件。”
“他们最后删掉了。”
“看来你赢了。”
“只是减少无效工作。”
“你以前也会这样吗？”
“以前没有耐心。”
“现在有了？”
“多了一点。”
通话接近二十分钟时，Elena去厨房重新倒了杯水。
她没有追问他当年在调查中遭遇过什么，也没提那几次无人回应的内部申诉。
谈话绕着文竹，旧办公室和江城的夜班向前走，隔了三年的空白慢慢被日常填上。
“贺，你以后会回来吗？”
听筒里的街声已经消失，只剩窗户关上的轻响。
“不会长住了。”
“我知道，我问的是会不会回来看看。”
“会。”
“什么时候？”
“等开庭时间确定，如果需要去柏林作证，我会提前联系你。”
“只为了作证？”
“也去看看以前的同事。”
“还有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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