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柜姐说了一句话。
“这个，还有她看过的所有，包起来。”
她转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睛。那是一双没有任何防备的眼睛，干净得像一块没有被书写过的白纸。她看着我，不像是看一个陌生人，更像是——在辨认一个她早就认识的人。
我在那双眼睛里看见了自己。
不，不是看见。是确认。我在她的瞳孔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个倒影不是西装革履的社会精英，不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那个倒影是一个六岁的、光着脚站在门口的小孩，手里抱着一只毛绒兔子，等着一个人来把他带走。
她不知道。她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刻我站在恒隆广场的珠宝柜台前，表面上风轻云淡，实际上我的手指在发抖，我的胃在痉挛，我的大脑在尖叫——
就是她。
就是她。
就是她。
她答应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失眠了整整三天。
不是因为兴奋，是因为恐惧。我怕她第二天醒来会反悔，怕她父母会反对，怕她会在婚礼前遇到什么更好的人，怕任何事情发生、任何外力介入、任何微小的变数，从我手里把她夺走。我知道这些恐惧没有道理，但我控制不住。
我的大脑像一台失控的机器，不分昼夜地运转，生产出各种各样她离开我的画面——她在机场头也不回地走进安检口，她站在半开的门后面，她没有看我，她走了。
那道门。那扇半开的、永远不会被人关上的门。
它出现在我的噩梦里，出现在我的白日梦里，出现在我每一次闭上眼睛的时候。门后面是冬天的风，是走廊里将灭未灭的声控灯，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的“嗒嗒嗒”。
我不能让它再出现。
所以我把她放在身边。二十四小时，三百六十五天，每分每秒，只要她在我看得见的地方，那扇门就是关着的。只要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那个六岁的孩子就不是光着脚站在门口，而是坐在温暖的客厅里，有人陪着他，有人不会走。
我知道这不正常。
我知道。
但我停不下来。
她第一次问我“老公你怎么了”的时候，我看着她，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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