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根。月光从门缝漏进来，照见阿沅侧脸——泪痕未干，眼神却已沉静如井。
他转身走了。
没把笔送出去。
那支钢笔，连同油纸包，被他埋进了槐树根旁的土里。第二天清晨，他独自挖了个小坑，放进去，再覆上土，踩实。动作很慢，像在埋葬一件活物。
阿沅走的那天，天阴着，风卷起晒场上的麦糠，迷了人眼。她背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书包，站在村口槐树下等车。阿砚远远站着，没上前。她忽然回头，目光穿过飞扬的尘粒，准确落在他身上。他想抬手，手臂却重如灌铅。她只是看着，看了很久，然后轻轻点了下头。
车来了。她上车，没再回头。
车尾扬起一道灰黄的烟尘，缓缓吞没了她的身影。
阿砚一直站着，直到烟尘散尽，直到槐树叶影在脚下挪动三寸，直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道不肯愈合的伤口。
此后十年，音讯杳然。
村里人说，阿沅在县里念完高中，考上省城师范，毕业后分回县中学教语文；有人说她谈过恋爱，男方是县医院的医生，后来吹了；还有人说，她至今未嫁，一个人住在学校分的筒子楼里，阳台上种满茉莉和薄荷，每到五月，整条楼道都浮着清苦的香。
阿砚不信这些。
他信土地。
他留在村里，守着祖上传下的六亩三分地。他把地侍弄得极好：春播玉米与豆类间作，夏种水稻，秋收后翻耕沤肥，冬闲时修渠补堰。他学会看云识天气，听蛙鸣辨墒情，用指甲掐稻秆测成熟度。他成了村里最懂土的人——土性、土味、土脉，他闭着眼都能辨出三里内哪块地肥，哪块地板结，哪块地下埋着老树根须，哪块曾被山洪冲垮又人工垒起。
他娶了邻村姑娘秀莲。婚礼简单，一碗红糖水，两碟炒花生，拜过天地，就算成了亲。秀莲勤快，话不多，会纳鞋底，会腌酸菜，会在阿砚累极时默默端来一盆热水，蹲下替他揉脚。她从不问他槐树下埋过什么，也不问他为何每年清明必去镇上邮局寄一封没地址的信——信封上只写“林沅收”，邮戳日期永远是四月五日，信纸空白，只盖一枚“已阅”的红色邮戳。
她知道，有些土，别人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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