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人落水身亡。柳氏趁机将事情闹大，反诬清丈官员“逼死人命”，并联合当地部分军官，向节度使施加压力。河东节度使态度暧昧，以“避免激成民变”为由，要求暂停清丈。此事最终成为一桩糊涂公案，清丈工作在此地彻底停滞。
在山南东道的偏远州县，甚至出现了冒充“新法钦差”的诈骗团伙。他们假借推行“摊丁入亩”之名，向农户勒索“手续费”、“丈量钱”，声称不交钱就要多报田亩、加重税赋。许多无知乡民被骗，对朝廷和新政更加反感。等真的朝廷官员到来时，往往被愤怒的民众围堵，解释工作艰难无比。这类事件虽是极端个案，却严重败坏了新政的声誉，让“与民争利”、“苛政扰民”的污名更加深入人心。
经济层面也开始出现不祥的征兆。在江南等财税重地，部分士绅和大商人开始消极对抗。他们或囤积粮食、丝绸，导致市面物价出现波动；或拖延、减少缴纳当年的夏税秋粮，以“筹措困难”为由，向地方官府施压；更有甚者，暗中转移资产，或将资金抽离实业，造成局部经济活动的萎缩。尽管尚未形成大规模风潮，但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经济抵制，同样令依赖江南财赋的中央朝廷感到压力。
军队系统的暧昧态度，更如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除了少数与中央关系密切的北衙禁军和部分边军将领明确支持改革（或因家族利益受损较小，或因更认同朝廷权威），大多数节度使、都督、乃至中下层军官，对涉及自身及背后家族利益（军功田、职田、家族田产）的清丈和税改，普遍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他们不会公开抗命，但执行起来拖沓敷衍，对辖区内的豪强抗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暗中回护。来自边镇的一些奏报，也开始隐隐提到“军心思动”、“粮饷催缴不利，恐影响戍边”等令人不安的字眼。军队的向背，是武则天和李瑾不得不慎重对待的终极问题。
就连改革派内部，也出现了裂痕和动摇。一些原本支持改革的中下层官员，在地方上面对巨大的阻力、同僚的排挤、甚至人身威胁时，开始感到恐惧和沮丧。一些人被地方势力拉拢、腐蚀，悄然转变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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